其实某些观点还可以有更朴素的认知和论述：“所有社会均已发展出了各自的信托概念。当一名原始人将某个贵重物品给了朋友，让后者将其传递给第三人开始，这就出现了信托。但是，只有普通法将信托概念提升为一个法律制度，具有了被法律所强制执行的关于受托人职责的指引原则。”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现代信托制度是英国本土发展起来的独特制度，其发展和产生具有社会的必然性，是中世纪英国人民在前述三种不同处境下，为了实现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财产的目的而能想出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而这一制度也成为英国衡平法的标志和英国法的骄傲，梅特兰曾言：“如果我们被问到在法理学领域什么是英国人所得到的最重要、最特别的成就，我认为我们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就是世世代代英国人对信托观念的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信托，是一种纯正的英国法的产物，而不是罗马法的遗产，所以大陆法系国家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现实，才能在如何移植信托制度的问题上尽可能地谨慎和细致处理，以实现英美法系的信托制度与大陆法民法体系的融合；否则，如果想当然地以为信托就是罗马法上的制度，所以大陆法也存在信托这样的制度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英美法上的信托在大陆法系国家沦为委托的命运——事实上对于一些并不需要严格区分这两者之间区别的人来说，尤其是不怎么用到信托产品的人来说，信托和委托的区别已经不宜模糊了。有英国学者就曾敏锐地指出：“事实上在民法法系中不存在信托概念。信托与民法法系中的委托遗赠有类似之处，但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后者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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