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已经二十二岁了，如果再推延下去，这辈子当乒的愿望真的是要落空了！
那些日子，我天天缠着母亲，软磨硬泡，硬是把母亲的心给打动了，终于含着眼泪松口了！
在我报名参军的路上还有一道关口，就是我的姑父老支书。开始我一直还心存顾虑：刚刚安排到学校，讲台还没有站稳呢，又要去参军，是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没个事业心，姑父会不会有看法？不料见到了姑父，提起来想报名参军的话头，姑父就满口赞成，完全支持。并说：“你要是能参军，对你的前途，对你的婚姻，都是好事儿！”
家庭和工作两个后顾之忧一解决，我如释重负，立刻就找武装营长报了名。
体检结果，相邻四个大队十几个参加体检的应征适龄青年中，其他三个大队的人全被“淘汰”，只有我们大队的三个人身体合格，全部通过。
第一关顺利通过。在接下来的政审环节中，我又遇到了麻烦——当年分给我们大队只有两个参军名额，而体检符合条件的，包括我却是三个人，必须刷掉一个人。刷掉谁呢？后来听大队民兵营长说，在公社征兵政审工作会议上，围绕我的问题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支持我参军的武装部领导认为，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要求，特别强调我比另外两个应征入伍对象年龄大，再推迟就没有机会了，坚持确定我参军。
持反对意见的是主抓文教卫生的一位副书记。他的理由是：我是这个大队唯一的民办教师，如果让我参军走了，学校教师马上出现空缺，因而不同意我参军。
主持会议的领导综合对比三个因素：一是另外两人分别是十九岁和二十岁，占有年龄优势；二是文化程度高，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而我只有小学毕业；三是那两人刚毕业，没有工作方面的遗留问题，而我是教师，我一走，学校就面临停课的问题。而正是这最后一点，成为了舍我取彼的决定因素。
唉！真应了那句古话：得之东隅，失之桑榆。我引以自豪的教师工作，竟然成了我参军路上的障碍！
体检回来后，我一边照常上课，一边热切地等着征兵政审的消息。大队武装营长从公社打回来电话，说很可能定不住我。尽管一直做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可是真的面对参军希望落空，还是无法接受！我安排好了课程，匆匆下山，我要做最后的努力！
我跑到公社找到武装部长，部长说，要服从国家需要，走者愉快，留者安心。
不！我不会安心！当兵是我植根于骨子里的梦想。和所有的顽童一样，可以说尚武精神是与生俱来。童年时，我自己做的木制枪械可以成为系列，既有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又有火器时代的手枪步枪机关枪……如今距离梦想中的军营只有一步之遥了，让我放弃，岂能甘心！
我借了一把自行车骑上直奔县武装部。见到了负责征兵工作的一位参谋。他告诉我，新兵己经确定下来了，马上就要进行入伍前家庭走访，不可能再做变动。
参军之梦最后破灭了！这辈子没能当兵，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
一九七五年，又一个难得的机遇出现了：我有可能被选抜到公社团委，担任没有公职的“兼职”团委委员。这对于追求政治进步，获得更好发展机会的社会青年来说，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我到学校当教师后，仍然还兼着大队团支书职务。那次公社团委召开了全公社各大队团支书会议，主要是安排团支书去大寨和林县“红旗渠”参观学习。公社党委对这次活动十分重视，主抓“青妇武”（共青团、妇联、武装部）的副书记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会后，团委詹书记把我和另外两个团支书留下又开个小会，谈到根据上级团委的部署，公社团委决定从团支书中选抜优秀的“团干”充实到团委班子中，担任“兼职”委员。我们三个就是初步拟定的人选。詹书记还特意提到我的工作，担心我的教学工作与团干工作产生冲突。
这一来，我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放弃教师工作，去担任这个虽然是个虚职，却有较好发展前途的“兼职”团委呢？还是安守本分，踏踏实实在学校里教书呢？为难之下，我找老支书请教。
老支书听我说完，问我：“你有啥打算？”
我说：“很为难，不知道咋着办才好。想请姑父给我拿个主意。”
老支书习惯的抽着烟，皱着眉头沉吟一会儿，对我说：“这个事儿，我也不好给你定这个盘儿（方言：拍板做出决定）。要是论公，我支持你去当这个团委，说不定有发展前途。要是论私，我是你姑父哩，给你说个心底儿话，我不赞成你出去跑腾，还是安安生生当教师，把学教好，这是个稳当的职业。干得好，说不定以后还有转正的机会。”
姑父这一番话说得中肯实在，入情入理。我思虑再三，最后表示，“姑父！我听你的，不出去了，这个团支书我也不再兼了，安心当好教师。”
这一次的选择，基本上确定了我的职业走向，教师由此成为了我的终身职业。后来听团委詹书记说，那三个（我退出后又递补一个）“兼职”团委，先后被推荐上了大学，进入了政界。
每每忆起此事，我总是会想到作家路遥先生那句话来：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在年青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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