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立功的士兵完成这一步学习，就可以升官归队，当什长去了。
但元帅军没有那么多空余的军官位置，所以他们当中除了少数幸运儿，大部分人都只能被迫进行第二期训练。
第二个半年，则是为了让立功的什长、管队，进一步精进武艺弓马、号令阵型、兵甲管理、士兵赏罚和人员管理的技术，同时还有教练士兵的能力，目的是培养他们出去升官当百总。
结果自然显而易见，元帅府也没那么多百总的位置。
他们又被迫进行了第三期培训。
严格来说，这一年才是真正的武将培训，并不涉及兵器、武艺、弓马、枪炮的学习，全是兵阵优劣、战术战法、天时地利、兵法韬略，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实地观战和讨论。
目的就是培养把总、千总，或者说就是武将。
因为千总其实就是正常人、在正常环境、根据正常际遇，依靠绝佳的武艺学识、兵法韬略等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武职天花板。
毕竟到这个时候，对下，间接管理的下属要做好实际工作；对上，作为营级编制的一部分要完成上级部署；在中间，还要考验随时随地遭遇突发事件时的决策能力。
每一个能完全胜任这一职位的人，都拥有成为将军的能力和潜质。
只不过营参将与更高的官职，至少在刘承宗的角度上，人选任命的考虑非常复杂，军事才能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虎贲营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刘承宗手上，极为强大的军事人才储备。
只不过这个人才储备池必须尽快排空，否则军官们的不满情绪会日益严重。
这次整编野战旅，刚好给了刘狮子一个排空储备池的机会。
四千军官一日之间官升一级，立刻以极为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第一旅的招兵工作当中。
他们制定了颇为严格的要求，率先从西安府城外围城的八营人马当中展开选拔。
这八营人马，兵员素质，鱼龙混杂。
罗汝才的营兵员来历复杂，基本上就是元帅军的缩影，随打随招，陕北流寇、陇西山贼、康宁奴隶、草原马匪、边军逃兵，应有尽有。
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能打敢战，在陕北掳掠地主，去康宁抢劫土司，到青海欺负贵族，皇帝佛祖一块打，属于天底下最离经叛道的一帮人。
蒙古旅的士兵又太纯了，纯到他们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北元汗庭，一大堆北元遗产，就像谢二虎这种把部落名字当成自己大名的有一群，过去从漠南跑到青海的部落旁支，如今反倒成了遗世孤儿，继承大宗。
算下来反倒是临洮旅这四个营是最为正规的前明军，也受过最多的军事训练。
四个小营，三个是兰州驻军、临洮卫与河州卫的旗军，一个杨国栋部则是西安府的归附贼兵。
他们本身旗军居多，军事素质较差；作战经验上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
最重要的是将领和士兵的心志。
他们根本没有在元帅府当家的心态，自己就把自己当成外人和仆从军，在刘承宗的号召下作战，热情甚至还不如蒙古兵。
当然在热情上，临洮旅旗军不如那些出身青海的土默特蒙古兵，也很正常。
毕竟对临洮旅旗军来说，元帅府是刘承宗手下那帮老边兵的，而敦塔汗国却真真正正是青海蒙古人的。
他们不过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跟着刘承宗混饭吃而已。
所以临洮、河州的旗军，不论从什么角度，在元帅府都算当之无愧的弱旅。
不过眼下，随着关中战役结束，他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正是心气高的时候。
早前的关中战役，临洮旅先围乾州，再向西驰援，作为偏师夜战滇兵营、延绥营与昌平营。
那些对手都是远胜临洮旗军的天下强兵，给他们造成极大损失，全凭刘承宗的三大营在侧掠阵，才让他们有支撑下去的勇气。
当那场战役结束，临洮旅才真正算是完成了卫所旗军向正规军的蜕变。
后来刘承宗又给他们补充了一些降兵，士兵的军事素养得到很大提升，不过军纪和组织能力方面则又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到如今一听大元帅要组建中枢野战旅，最兴奋的就是那些打了胜仗的旗军。
对他们来说，临洮旅只是辅助军队，像王文秀、杨耀那两个旅才是元帅府的正规军，而中军的三大营，那是比正规军还高一级的嫡系部队。
虽说粮饷是一样的，但中军就是中军，人家用的、骑的都比别人好！
因此一个个都踊跃应募，有能耐的自信满满趾高气扬，没能耐的也跃跃欲试，想着碰碰运气。
倒是将领们，就没那么兴奋了。
围城大营难得热闹起来，刘承宗也去观看野战旅选兵，不过比起看士兵，他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几名将领身上。
罗汝才那是混不吝惯了，他不仅对这事没半分抵触，甚至自己还想下场参加第一野战旅的选兵，被刘承宗派俩羽林郎按住了。
谢二虎同样没有忧虑，只是像过去执行刘承宗的军事部署一样，报以极大兴致，召集蒙古旅参将阿海岱青以下各级军官，让他们把有本事的兵全挑出来，打包给大帅送去考验弓马骑射。
整个人对兵权，有一种身外之物般的佛性。
佛性源于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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